农民工失业调查

         其一，提前返乡的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2009年上半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可能继续攀升。

         其二，农民工大量失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中国农民工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农民工大批失业持续半年以上，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抑制农村消费。

        其三，失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而这一部分人，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又较差，应着重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助措施。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亦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其四，农民工大量返乡，会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多属于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约和合同，农民工返乡必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农民工失业，将考验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由于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二次就业”成本大增，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最后，大量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协调发展，即使农民工失业，也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导致承载能力有限，因此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中国高达2亿多的农民工，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又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严重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仄狭，此次农民工失业潮，亦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彻底的必然结果。

数据统计

日本：

存款利率为零；

股票跌了48%；

债券和共同基金收益率不超过1.4%；

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同样出现亏损；

美国：
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9月，美国家庭财富缩水了7.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居民总财富的11%、GDP的51%。在这些损失中，房地产缩水和股票投资（居民直接购买或通过共同基金、保险公司间接购买）损失占到了35%。

纵观“二战”后的历次金融危机，

房地产市场下跌时间平均为6年，下跌幅度平均为35%（目前只下跌了20%）；

股票市场下跌的持续时间约为3.5年，下跌幅度高达55%（2008年下跌了36%）；

GDP下跌会持续2年，下跌幅度为9%；

失业率增长持续4年，下跌幅度为7%。

未来几年，勒紧腰带过日子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金融监管三模式

目前全球主要存在三种监管架构，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双峰模式（Twin-Peak Model）及超级监管。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实行的都是机构监管架构，中国则称之为“分业监管”，即根据不同机构的特性采取“一对一”的规管与监察。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金融行业早期发展，但随着跨行业经营日渐风行，若监管业务及职责分界不清晰，则或造成多头监管，或产生监管真空。
纵观全球，目前澳大利亚实行“双峰”的监管模式，即两家监管机构，一家主要监管金融机构的安全及稳健（如资本充足率），另一家负责监管商业行为及员工操守（如包括消费者权益及竞争行为）。
英国等国实行“超级监管架构”，以监管目标划分为三大监管部门，分别负责监管市场稳定、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以及商业行为。美国财政部最近提出的“现代化监管架构蓝图”亦是这一思路。这一架构有利提升效率，但会出现权力过大、欠缺制衡的问题，2007年英国北岩银行挤兑事件的发生就暴露出超级监管机构的部分监管漏洞。